因而，我们更不能不注意到：从根本意义上说，不错，广西民族学院是地处南国边陲，是为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而兴办的高等学府，但她却不可能因此而获得根本的特殊，换言之，如前所述，在文化功能、行为方式及其精神本质这些总体特征上，广西民族学院与其他任何一所高等学府当然是、也必须是别无二致的。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所有的一切都实行“大一统”的情况下，具体而言，招生按计划，分配按指标，一切都无需忧虑，一切都无需竞争，即便是竞争也仅只是才情的竞争，相思湖畔的浪漫情思当然便获得了最广阔的释放的空间。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无情”就在于一切都必须存在着一种竞争。这里的竞争不会因为你是来自于大山，不会因为你是来自于少数民族而获得某种特权。如此一来，相思湖衅的学子们便承受了双重的压力。既背负着本民族的文化积淀：质朴勤奋但更多的是缺失；又必须面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于是，天赋、才情、想望……，受到了压抑甚至扭曲就是在所难免。

　　进而，从其自身的文化底蕴上看，非地域文化积淀及其尚未见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又由于这一传统的形成过程总是处于不断地汇聚、不断地分流的循环状态之中，因而，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历史积淀的稀薄，文化的历史连贯性的脆弱，在市场的“无情”面前，它的困窘和无力无疑也同样是在所难免。甚至，同样的原因，——非地域文化积淀及其尚未见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相思湖畔最盎然最激奋的7、80年代，事实上它已经潜伏着日后断层的可能，因为，这一代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也最富于使命感的青春力量的大汇聚，很显然，相思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激化素，它恰恰是一个畸型的年代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如可以作为父子的两代人同享一张书桌）。而对于“相思湖作家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了在整个“相思湖作家”队伍的集结过程中的一个巅峰， 这显然已不仅仅是这一个特定的关系网络中主客体间的某种联系，某种平衡状态，而莫如说是以某种联系、某种平衡的假像掩盖了事实上并不完全存在的联系和平衡。

四

  　正是这样，我们谁也不会无知到为着“拯救”“相思湖作家”队伍于困窘之中而希冀历史再造成一个“77、78级”。另人兴奋的是，对“相思湖作家群现象”文化底蕴的深层探究，让我们获得了深深地启示：要重新激发和高扬“相思湖作家”队伍的虎虎生气，只能从自身的处境出发，去寻求一种新的联系，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相思湖作家”队伍的断层，是一个事实的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面对新的价值体系下的现实情境，如何寻求个体（相思湖畔的学子们）言说冲动与群体（社会）话语方式之间的一种联系，一种平衡，无疑应当成为相思湖畔的学子们又一轮历史性的精神突围。

　　所幸，在市场的“无情”面前，相思湖畔的学人们并没有放弃不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已经被认肯了的既是自然“天成”又无比聪慧的精神突围的立场，而且，还更有胆识更充满智慧地提出了要努力打造——“大写作”的文化品牌。

　　不否认，“大写作”品牌的提出，也不免有着从自身文化特性的定位出发，从而确立又一轮历史性精神突围的“策略”的意味。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它正是立足于对自身某种缺失的反省的立场，包含了对一个中华学人所必须具有的历史使命感的肯定，包含了对丰厚灿烂的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扬弃，包含了对真理和创造的向往。尤其是，它否定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否定了刻意于一时的写作收成的浅薄。或许，我们还一时无法脱下“百鸟衣”，还不得不继续唱着“刘三姐”。但是，正如同亚当斯所说，我们这一代不得不在马背上搞政治和军事，为的是使儿子一代能够搞科学，为的是使孙子一代能够搞文学艺术。显然，在本质上，“大写作”的品牌意识正是与人的终极意义是相一致的。

　　因此，我们无法怀疑，“大写作”的行为过程，恰恰就是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扬弃过程，恰恰就是一种精神风范的建构过程。其结果，就不仅仅在于“相思湖作家”队伍的薪尽火传，那更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