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学历，竞争不过本科生
长滩的位置似乎不属于加利福尼亚了。郊区带长廊的平房沿着不规则的海岸线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那昏暗的感觉和乡村气息让斯皮尔伯格想起亚利桑那。
斯皮尔伯格公正地看待长滩这华而不实的环境就像看待大学教育。他承认，如果应征的事早点儿结束的话，他大概根本不会去上大学。事实也是这样，在长滩的3年里，几乎没有掀起他生命中任何一个波浪。因为这所大学里没有电影课程，所以这个曾在英语课上把小说《红字》变成动漫的人开始主攻英语。他还经常到咖啡屋去工作来挣些零花钱，并制作教学片。如果他能把一个星期的全部课程用两天时间完成，他就可以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洛杉矶了。
获得电影方面知识的机会，就是到好莱坞的影院去看重映的或定期更换的影片。他攒够钱后租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并拍了一部片子。在长滩，他共拍了5部片子。他需要的是一个好故事，而拍这种好故事资金是必不可少的。
与环球公司联系的确是一条最有希望的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制片上了。环球公司有几个人见到斯皮尔伯格很高兴，却没有人能给他一份工作。
如果出身于商人家庭，他早该找到工作了，而他现在只能在环球公司的大门外默默徘徊，寻找关系，寻找担保人，寻找资助人。
电影厂的图书馆馆长被斯皮尔伯格说晕了，给他写了一个证明，并设法把他介绍给了几位行政官员，但当他拿着用8毫米的小机器拍的作品来的时候，同意见他的几位官员都反悔了。斯皮尔伯格很快就知道了，他正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们竞争。
他很想到拍摄现场去看导演们干活。但他却先后被人从《被撕坏的窗帘》和《战争君主》的拍摄现场轰了出来，当公司负责人兼音乐合成给《被撕坏的窗帘》或一些较次的片子配音时才让斯皮尔伯格坐进场里去，这让斯皮尔伯格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
一位知名导演注意到了这个脸上长着丘疹、躲在暗影中的男孩儿，他向斯皮尔伯格作了自我介绍。聊天时他问斯皮尔伯格：“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导演。”
导演想了想，“OK！”他说，“我每拍完一段，你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当导演再次喊“停”时，演员们都走向斯皮尔伯格，“你认为怎么样？我怎样能改进？我演的有什么不对吗？”
斯皮尔伯格闪烁其词：“这太让人难为情了。别当着这么多人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边上谈谈呢？”
正像弗朗克斯·特拉福特说的，“一个导演就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人”。如果你来到拍摄现场，你就该知道如何对付所发生的一切。几年以后，当斯皮尔伯格干起这行以后，他成了一个技术全面的制片专家，没有他回答不了的问题。
1967年夏，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公司已经很有名气，因此他索性装作就是在这儿工作的样子。那个每天都跟他打招呼的门卫说，他一直把斯皮尔伯格当成了鲁·瓦萨尔曼的儿子。独立制片人的行踪始终来去匆匆。制片厂拥挤的公寓里腾出了几间办公室，斯皮尔伯格找了一间空屋子。他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环球公司的主要名录中，自我推销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制片方面表现出色。
斯皮尔伯格并不清楚自己要在环球公司徘徊多长时间，也许两年，也许6个月。就在他觉得不可能在21岁前实现当导演的目标时，梦想反而实现了。
21岁义无反顾辍学，终于成了人才
斯皮尔伯格又回到长滩的大学里，并拍了个短片《阿姆伯林》。讲的是一对在莫哈韦沙漠相遇的年轻恋人的故事，片长只有24分钟。
1969年，《阿姆伯林》参加了第二届亚特兰大电影节，并获了奖。这部片子的制片人邀请了洛杉矶所有的高级官员到场，但没有人来。幸运的是，公司里几个“级别较低的官员”来看了这个电影。其中一个人还复制了一盘带子带回环球公司，给行政长官西德尼·乔·辛伯格看了。
一天，辛伯格在电影厂观看一部试映片时，有人找他去长谈了一晚上。那人说：“有一个整天在这里闲逛的男孩儿拍了一个短片，你是不是看看？”
辛伯格说：“后来我看了那部片子，我认为它棒极了。我喜欢斯皮尔伯格挑选的演员，以及人物的风格和他们在这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成熟与热情。我决定让他来见我。”
斯皮尔伯格终于被发现了。
著名导演西德尼说：“斯皮尔伯格先生，我喜欢你的电影，你怎么会拍得这么专业呢？你签个合同，开始拍电视剧吧！假如你拍了几部像样的片子，几部像你这次在拍摄场里拍的作品差不多的片子，你就可以去拍电影了。”
“这虽然不太容易，但听起来可太好了。”斯皮尔伯格犹豫地说：“可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呢！”
“你想上大学还是想当导演？”辛伯格问。斯皮尔伯格的正规教育就从那一刻起结束了。
“我迅速地离开了学校，以至于来不及把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走。”斯皮尔伯格说。几年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刻，他还想起那些留在冰箱里烂掉的鸡、沙拉和三明治。
几个星期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父亲永远不会原谅我离开学校。”
斯皮尔伯格签署的合同是一份标准的“自愿服务”7年的约定。在约定限制下，斯皮尔伯格把每一分钟都卖给了环球公司。这在商业上被叫做“死亡条约”，只有疯子或有着疯狂野心的人才会签这种合同，而斯皮尔伯格正好两者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