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某个黄昏，戴安娜安静地坐在冰冷的台阶上，紧紧抓着锻铁雕花的楼梯护手，看父亲把沉重的皮箱扔进汽车后备箱，穿棉布长裙的母亲，她脚下的漆皮高跟鞋在石子路上踢踏出清脆的响声后，车门关上，她童年的所有美好快乐，就像气泡般，在母亲的离开时瞬间爆裂消散了。

　　戴安娜没有流泪，父母决定达成分居协议的这一年，她还只有6岁。被遗弃、背叛和漠视的耻辱和伤心，让幼小的戴安娜没齿难忘。母亲离开后，父亲变得喜怒无常，她害怕又厌倦，就常常偷偷带着弟弟去郊外的桑君汉墓地。从未谋面的哥哥约翰，他那长满青苔的、刻着“爱心永志”的墓碑，似乎时刻在提醒戴安娜：对于斯宾赛家族，你这个女孩是多余的。如果你是一个男孩，母亲也就不会弃你而去。

　　1969年，斯宾塞家族站在一起指责戴安娜的母亲，让她失去了戴安娜的抚养权。妈妈和那个英俊高大的富商男人离开伦敦时跟戴安娜说“孩子，我是爱你的”，戴安娜挥起小拳头反驳：不！如果我是男孩，你才会爱我！

　　那么，留在身边的父亲是爱戴安娜的吗？她用沉默的孤独，来回应父亲孤独的沉默，她故意穿得跟假小子似的，故意用泥巴把脸蛋涂得脏兮兮地在父亲身边招摇。但是每当家中来了客人，父亲就会吩咐保姆，为戴安娜穿上洁白的公主裙和红色小皮靴，她不喜欢但是不反抗，还蹬着蓝色的三轮车在过道上招摇，还用她曾经睡过的粉红色婴儿车，装满了玩具娃娃在院子里疯跑，还一遍遍地为弟弟床上的毛公仔盖上小毯子。

    但是戴安娜却总是觉得：在这个拥有着华美森严的奥索普大屋、风景如画的公园屋组成的大家庭里，这个女儿应该、可能或者一定是不存在的。

    然后是戴安娜16岁那年，她被姐姐带着去见了一个王子，那个王子叫查尔斯，当时是姐姐的男友。那是在一片森林里，戴安娜将格子衬衫扎在灯芯绒长裤里，外面罩着姐姐的皮褛，足蹬惠灵顿长靴。她这个不三不四的样子把查尔斯逗得大笑不止。

　　那一次经历让本来就自卑内向的戴安娜很是懊恼羞愧，这可能也是一年后她坚持去汉普郡一个富人家做保姆的主要原因。戴安娜从小就照看弟弟，所以她负责照看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同样在这家做保姆的荷兰姑娘马里恩·丽霍斯特，成了戴安娜一生中最为真诚朴实的朋友。她向丽霍斯特敞开心扉，两人像亲姐妹一样，相互关心，当然常常也背着主人说他们的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