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
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
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
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
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
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
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
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
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