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穿上军装到今天，我的军旅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我的藏书中，军人的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非常令我骄傲。这类书中，居于金字塔顶尖位置的，是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赫赫功勋的一代元戎的著作。

　　这些开国将帅，我大都只是慕其名知其事，但也有一些，曾经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缘，我亲身见证了他们工作、生活的片段。每当捧起他们的著作，涌上心头的，就是绵绵不断的对于这些伟大军人的怀念。

　　我接触最多的元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就是在此后不久，第一次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里。但我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而是为这儿放映的外国电影做同声翻译。

　　叶帅家的放映厅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简单摆放了七八排椅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座位。“今天放映什么电影?”一走进放映厅，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实在话，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不但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高层次领导的同声翻译，而且我似乎对外语已经有些荒疏了。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摸外文了。在不能提前看一遍电影的情况下做同声翻译，难度相当大。为防止现场翻译遇到困难，临出家门时，我在口袋里揣了本英汉词典。

　　“《丘吉尔》。”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我马上拿出词典，翻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地把词条的内容记在心上。

　　不久，叶剑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这位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我向叶剑英介绍说。叶剑英很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问：“今天放什么电影?”

　　“《丘吉尔》。”我连忙回答。

　　“噢，《丘吉尔》，好啊，二战三巨头之一。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要在平时，我肯定会被问住的。但我刚好提前在随身带去的英汉词典上查到过，所以马上干脆利落地答道：“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

　　叶剑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坐到座位中，说：“开始吧。”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

　　灯光暗下来，在电影放映机有节奏的转动声中，二战风云席卷了那块小小的银幕。我的心轻轻悬起，思维飞快地跟着剧情转动，像攻克难关一样不断克服一个个英语单词、一段段英语对白，把它们迅速转换成汉语。很快我适应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台词，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我发现，我的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

　　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

　　北京后海附近幽深曲折的一条条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因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迷惑了。寂静的巷道，相似的院落，究竟哪个才是叶剑英的家呢？眼瞅着暮色四垂，华灯初上，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扉。

　　“你找哪儿?”

　　那是两扇铁门，严严地关着。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瞭望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瞭望孔里的战士略微放松了一些，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个院落：“那一家。”